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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医改重心,如今被边缘化,公共卫生体系期待重回C位

发布时间:2021-01-28 文章来源:未知 浏览人数:
 
“我非常羡慕医改。”这是2020年9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在一场公益演讲中说的话。
 
新一轮医改运行的十余年间,本想借着改革东风飞舞的公共卫生事业,却被吹得越来越远。如果不是一场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的边缘化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曾光是10年医改的亲历者,也最深刻地了解公共卫生体系的现状。2020年5月10日,在与凤凰网财经的连线中,曾光曾说过:“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很少……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
 
公共卫生体系作为医改“四梁八柱”重点任务中的“四梁”之一,与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并列,是医改要完善的四大体系。然而,十年来,国家对医药、医保、医院的投入越来越多;与此相反,作为公共卫生体系中最重要的疾控部门,地位则一直比较模糊。
 
曾几何时,专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争先恐后进入疾控系统,高校公共卫生专业就是为培养疾控系统的后备军。然而,最新统计显示:名牌大学的公卫学院毕业生进入疾控系统的只占2%。
 
疾控能力的短板与疾控人才缺失、权责不匹配紧密相关。疾控人员的薪酬不高,职业的成就感缺乏,都影响了疾控部门队伍的壮大和能力的提升。只要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疾控部门总是率先受到公众的责难。然而在平时,公众几乎看不到疾控部门的工作,社会各界对疾控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20年“两会”上总结到:疾控机构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面临着应对能力不足,专业话语权缺失等问题,疾控和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急需改革。
 
 
同样在2020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疾控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也表示:“如果疾控中心的能力不足,不能控制住增量,医院的病人就会不断增加,产生医疗资源的挤兑现象。”这正是在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出现过的现象。
 
疾控体系的重塑,将是未来中国公共卫生领域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投入不足
 
公卫改革难题凸显
 
在上述公益演讲中,曾光曾表示:“如果把医改等同于公共卫生体系改革,那就是不了解医改。”
 
在他看来,医改和公共卫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公共卫生体系要为整个国民健康负责,地位和重要性要高于医改,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用举国体制来建设。
 
而国家对医改的重视远超过对公共卫生的重视,曾光提到:“每年的医改经费都是20%以上的增加。”但是公共卫生系统却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给疾控机构的改善并不明显。
 
医改的声势浩大,疾控部门的地位却越来越尴尬。2016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明确将第二类疫苗交由省级疾控部门集中采购。长期关注疫苗监管问题的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在面对“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疾控部门从中加价牟利的空间也就变小了。
 
这实际造成了疾控部门收入的降低。但疾控部门如果需要靠更多的市场化服务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收入,那疾控作为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就消失了。
 
重回公共卫生的“公”是医改的最重要观念之一。曾光总结了五个点: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这其中,“公有”是维持疾控体系基本运行的基础;回归“公益”,则是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绕不开的关键。
 
“重治轻防”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性的缺陷面。在医改的过程当中,公众的视线聚焦在药品、医生、医院和医保,也让本来就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更加加深。
 
另一方面则是“防治分离”。《半月谈》杂志曾在2020年5月发表文章《医疗机构“重治轻防”该改了》,其中就提到:我国医疗机构缺乏与疾控部门紧密合作沟通。
 
 
疾控部门监测不及时,医疗机构对突发的大规模感染入院治疗措手不及,这样的局面非常不利于应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总结到:防治分离的背后,反映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并未得到落实。地方政府对“预防为主”的观念重视不够。
 
这种观念,也间接造成了公卫人员地位普遍不高的现状。有报道称,很多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都选择去做了临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疾控人员的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远不如临床医生。
 
行政化or去行政化?
 
基层在积极探索
 
新冠疫情的持续时间、影响程度远超2003年的非典,新冠病毒的“狡猾”,也远不是SARS可比。
 
疫情期间,不仅存在多次核酸检测才检出阳性的情况,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这些都大大增加了防控和排查的难度。防控工作稍有不慎,疫情就存在反复扩散的风险,对疾控系统的工作人员而言,加班和随时待命是日常状态,比身体更疲惫的,是时刻面临疫情反复风险的心。
 
新冠防控是全人类社会的议题,必须要有各方大量的专业人才去应对。作为首当其冲的技术工种,疾控人员面对的现实却相当“骨感”。
 
2020年5月,《21世纪经济报道》曾发表一篇文章:《复旦博士年收入仅8.2万,人大代表建议:疾控纳入公务员管理》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提到,贵州省疾控2018年流失一个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博士,因为“作为40岁的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的收入只有8.2万元”。
 
何琳曾连续三年在“两会”上建议“稳定疾控人才队伍”,复旦博士的流失是疾控人才荒的一个缩影。何琳给出了一组数据:2015年到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累计辞职、调出263人,职工人数从2015年初到2019年底净减少267人,减少超过10%,2019年底,中国疾控中心已经不足2000人。
 
疾控为什么留不住人?《中华预防医学》2020年54卷5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疫情后时代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这篇文章中提到:2018年全国疾控中心人员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分别为18.78万和14.05万,相比2004年分别降低了10.5%和12.2%。
 
“在高校医学相关专业中,报考第一志愿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比例和录取分数都远低于临床医学专业。”该论文提到。
 
疫情冲击之后,一些城市陆续开始着手补齐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
 
2020年4月8日,上海出台了“公共卫生建设20条”。在稳定疾控人才队伍方面,上海在编制和薪酬方面提出明确的意见:“核定疾控和社区卫生机构人员编制,提高人员薪酬水平,拓展人才职业发展空间,提高队伍凝聚力和吸引力”。
 
广东则更进一步,建议赋予疾控机构一定的行政权力。2020年4月7日,广东发布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建议合理划分各级疾控机构职能,研究赋予疾控机构必要的行政监督执法权限。
 
但是,对于疾控部门要不要进行行政化改革,业界出现了两派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派声音认为:疾控的改革要走行政化路线,要将疾控独立出来,成为类似医保局的机构,或者改为具有一定行政权的附属机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钟南山和曾光。
 
钟南山曾在2020年3月16日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提出:“疾控中心应该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在“两会”采访时,曾光也指出过:“疾控机构缺乏对各地的监督权。”
 
另一派则强调“去行政化”,即保持疾控机构的技术专业性和职能独立性,避免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预。
 
2020年两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强调:疾控体系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行政权力,而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保持其独立的技术性和权威性”。
 
其实两派声音的争议,来源于对“疾控部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的思考。这一点上,武汉做出了一项尝试。
 
2020年6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强化疾控网络建设,将主要负责人纳入同级卫生健康部门领导班子。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保持疾控的专业性,一方面也能参与决策,一举两得。
 
虽然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还不是很完善,但每逢疫情到来,大量公卫人甘冒风险,冲到一线,为社会公众构筑了一道健康长城。
 
曾经落下的功课不是一天就能补足。从高层重视到基层落实,公共卫生体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与砥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